写文章要做到有理有据，经常需要查阅资料，以充实论点。在引用这些资料时，为保证准确，往往需要尽量核对原始文献，来增强文献资料的可靠性。这诚是一件颇为复杂的问题，有时读者是无法接触到原始文献的，只能依据公开发从表面看，这实在是个简单不过的问题。傅雷在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时曾被迫写过一篇《自述》，收录在《傅雷文集・文艺卷》（傅敏编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）的开篇，其中明确写道：“一九二九年滕固流亡海外，去德读书，道经巴黎，因与相识。”这算是间接引用原始材料吧，不会出问题的，其实不然！从滕固的履历看，这时的他还在国内担任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要职，直到十一月下旬，因党派纠纷，受到通缉，避走日本，根本不会在法国巴黎与傅雷会面。
滕固究竟何时去巴黎的呢？在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《滕固在伏见丸上》一文（收入《文人的另一面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 版）中有详细的介绍：1930年夏，上海启航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管辖下的“伏见丸”的三等房舱内，温梓川意外地见到了化名邓若渠的滕固。航行中，二人谈论文学与人生，途经槟城时，与同船的日本画家龙四次郎同行做了一次很愉快的游览。这艘邮船是经香港、新加坡等地赴欧洲的，到站下船的温作家，根本也不用理会滕固到达欧洲的准确日期，这条线索只能提供滕固启程的大概时间，而抵达法国的日期则需另求旁证。滕固曾作有《庚午之夏，过巴黎见海师此作漫题》一首，诗曰：“毫端伏神鬼，胸中郁蛟螭。兴来一挥洒，造化亦为欺。茂秀而疏拙，萧瑟杂雄奇。”即为此前衔教育部命赴欧洲考察美术的刘海粟画作所题。滕固曾就读于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，1918年成为该校技术师范科的首届毕业生。1920年秋，东渡日本留学，考入东京私立东洋大学，攻读文学与艺术史，并从事文学创作及艺术评论。192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返国，任教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，担任美术史艺术论、文学、音乐史课程，并任校长室秘书，负责校务进展，成为校长刘海粟的得力助手。干支纪年庚午为1930年，据此查阅袁志煌、陈祖恩编著《刘海粟年谱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），是年刘海粟于“5月30日由里昂乘快车往意大利”，随后又赴比利时考察作画，秋天方返回巴黎。按照中国人常以节气来纪事的习惯，该年5月6日为“立夏”，这样大致可以推断出，滕固抵达法国的时间，约在1930年5月中下旬。
傅雷说他们的相识是在滕固“去德读书，道经巴黎”时，那么只要了解滕固到德国的时间，便可推算出二人会面的时间段。据已经发表的时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朱?《日记》1930年7月29日条：“识若渠，时若渠新从巴黎来。”从而大致得知，傅雷与滕固在巴黎的相识时间当在1930年5月中下旬至7月下旬间。此时的留法学生傅雷正相伴刘海粟左右，通过刘氏的介绍而结识滕固，滕傅二人彼此性格相近，倾慕才识，留下良好的印象。1931年秋，傅雷与刘海粟结伴归国后不久，即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任校长办公室主任，兼教美术史及法文。对应滕固当初在该校的任职，不知是机缘巧合，还是刘海粟的有意安排，总之，滕、傅二人称得上刘海粟办学时期的得力助手。有材料透露，刘海粟的一些学术论文的起草和写作即出于他们两位之手。无论从他们二人所具有的学术研究能力上看，还是他们之间所处的职务关系上看，不应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。再考察日后傅雷曾三次应滕固之邀，担任公职的经历，虽均以怒庵性情所致，未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但这“废然而返”的经历，使傅雷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成就了他坎坷而多彩的后半生。这是本篇的题外话了。
《傅雷文集》后附有傅敏、罗新璋经过七次修订而成的《傅雷年谱》，没有对此事的记载，可以看出他们在编辑年谱时对资料取舍认真而审慎的态度，倘若依照传主自述文章直接引用，则会产生失误。这是值得治史为文者借鉴的。
作者单位：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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